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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关东画派
时间:2015/10/28   来源:文艺资源中心  作者:佚名
当代主流中国画就其发展轨迹和学术轮廓而言是清晰可见的,虽然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引发了中国文化体系的现实异化,但民族艺术的自觉也显得更加鲜明而坚定,艺术的民族立场和本土情怀愈加成为艺术家们关注的主题。
当代主流中国画就其发展轨迹和学术轮廓而言是清晰可见的,虽然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引发了中国文化体系的现实异化,但民族艺术的自觉也显得更加鲜明而坚定,艺术的民族立场和本土情怀愈加成为艺术家们关注的主题。艺术民族意蕴的坚守过程中,区域性风格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并在对传统艺术精华的汲取和传承、对中西艺术观念的碰撞和交融、对现代艺术语汇的融合和借鉴、对艺术原生态和原创性的追求和探究等方面,逐渐显现出特立独行的格调和品位,从而强势地推动着当下主流中国画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且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复杂态势。关东画派是当代主流中国画体系中重要的地域性文本,其理论梳理,对研究当代主流中国画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文献意义。
 
一、关东画派的产生及学术地位
 
“关东”亦称东北,作为地理名词涵盖了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这一地理称谓始于明代,直到当代仍在民间盛行。“关东”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形成了浓郁的地域民俗风情,在文化上有着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显着特征,高句丽、契丹、女真、满族等民族都曾在此建立过政权。“关东”地区亦有着显着的移民文化特征,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移民东北的人们,将迁徙地文化在白山黑水间传播,与原住民文化共同融合发展。近现代以来,由于沙俄和日本的侵略,这块土地又留有殖民文化的痕迹。这些独特而复杂的地缘文化成因,对本土艺术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也为关东画派的萌芽埋下了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种子。
“关东画派”是关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关东画派”的产生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民国、“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亦很活跃,有一批年青艺术家们负笈远游,到上海美专、北平艺专、京华美专等新式专业艺术院校学习;还有的莘莘学子,留学东瀛,辗转学习到“西学东渐”的欧陆写实绘画艺术。另外,俄罗斯艺术在一定程度对东北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的影响。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迁到东北办学,几经辗转,在东北大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1953年在东北鲁艺美术部基础上成立了东北美术专科学校,1958年更名扩建为鲁迅美术学院。东北鲁艺的教学和艺术活动,将革命艺术火种播撒到东北沃土上,“鲁艺”革命文艺思想和艺术实践是形成“关东画派”的直接思想源头。
新中国的成立,为东北美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一批优秀美术家和经典美术作品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王盛烈的中国画《八女投江》在1957年“全国建军三十周年画展”上得到了普遍赞扬,1959年又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成为塑造民族英雄形象的典范之作。还有一些高质量的历史画,像贲庆余的中国画《瓦岗军开仓分粮》,许勇的中国画《戚继光平倭》,王绪阳的中国画《黄巢起义军入长安》,王弘力的中国画《牧野之战》《国人暴动》等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赵华胜执笔创作的组画《电缆工人攻尖端》具有开创性地较完整地表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群体形象,获得了广泛好评。1956年至1958年,柳子谷、满健合作了中国画《抗美援朝战争画卷》,虽然由于历史原因这幅画作直至1985年才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但这无疑是沈阳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主题画创作,它被誉为“我国最长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反映战争历史的巨幅画卷”。由北京到鲁迅美术学院任教的赵梦朱、钟质夫、季观之、郭西河和晏少翔等以精湛的技法和深厚的修养在传播授业中国画艺术的同时,也创作出了堪称精品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画作品。除此之外,吉林省的王庆淮、黑龙江省的王仙圃等人也为地域山水画的发展和创构做出了积极而卓有成就的努力。
东北地区美术创作进入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1961年,在长春举办了东北三省第二届美术作品展,同时召开了东北三省美术家代表会议,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华君武、书记处书记邵宇出席了会议,参观了展览。展出作品都是以当时国家建设为创作背景,辽宁省参展的美术作品主要是以鲁迅美术学院为主,多是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创作的。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同志对展出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非常激情地介绍了东北三省美术创作情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东北在美术创作上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要创立“关东画派”。
“关东画派”提出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东北三省艺术家们在这面旗帜下为地域文化建设努力实践,形成了文化品牌。可以说,在此之前,东北美术事业的发展并不活跃,要形成画派更是奢谈。但随着东北美术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则呈现出了艺术人才不断涌现、精品力作层出不穷的崭新局面。东北三省中国画画家多次举办大型联展,其中以1991年举办的“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画展”、2005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关东画派中国画人物画大展”和2011年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关东画派第二届中国画油画雕塑创作大展”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关东画派在中国画人物画创作方面形成了较为突出的优势和艺术风格,已逐渐成为在中国美术界具有独特艺术面貌和广泛学术影响的艺术群体,其对地域美术发展和繁荣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也为当代主流中国画史的构建书写了重要的篇章。
“关东画派”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流派,对当代东北美术发展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关东画派的艺术主张和创作理念引领了东北地区的美术创作,成为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一批批美术创作人才脱颖而出,一批观念新、技法高超的美术作品也涌现了出来,如赵华胜的中国画《转战》、赵奇的中国画《生民》、孙恩同的中国画《一曼小屋》、徐甲英的中国画《新炉长》、孙文勃的中国画《长白山月》、许勇的中国画《辛丑义和团民祭》、卢志学的中国画《山村正月》、郑伯劲的中国画《凝春》、马学鹏的《锦绣关东》、亓官良的《秋葵图》、韩敬伟的中国画《古塬逢春》、李蒸蒸的中国画《竹林七贤》等。另外,黑龙江省山水画家于志学、卢禹舜也构建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图式;从东北成长起来的画家李爱国、毕建勋、张鸿飞、袁武,吉林省画家刘根生、孙志卓、易洪斌、陈涤及黑龙江省画家纪连彬、曹香滨等的人物画创作,在东北写实人物画风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和新突破。这些艺术创新成果都为关东画派注入了新的内在驱动力,奠定了其在当代中国美术界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新的时代经典。
 
二、关东画派的审美取向和审美品格
 
“关东画派”在艺术思想上秉承革命文艺传统,以“生活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现现实生活,作品彰显了浓重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气息。审美上,关东画派注重追求真、善、美的审美理想,作品浑厚、博大、粗犷、豪放,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及当代主流中国画的突出特征。
(一)“讲话”精神与现实主义
关东画派在艺术精神方面,以《在延安文艺作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继承延安“鲁艺”革命文艺传统,坚持现实主义艺术创作道路。它的精神内核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是画派产生、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关东画派的现实主义情结突出地表现为:关注历史、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艺术家们秉持“生活是艺术创作源泉”的意识,通过对历史、现实、社会、生活、人生的积极思考和深刻体悟,在艺术上表达出真精内蕴、真情实感,追求真善美的审美理想和人格、艺品的完美统一。
现实主义既是一面旗帜,也是一种信念。关东画派秉持的现实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体现了艺术当随时代发展的意识,充分关照了艺术史、美学史和文化史的发展脉络,体现了人文关怀、本土特色、民族意蕴和时代精神,在艺术语言本体、观念深度、思维向度等方面都做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
2002年,“关东画派”在辽宁鞍山亮牌举旗,引起了美术界的普遍关注。在现实主义艺术日益被弱化的文化背景下,关东画派领军人赵华胜毅然倡导将现实主义中国画创作进行到底,并提出现实主义在新世纪要有新的发展和表现,在本土化的语境中要更具包容性、当代性、实验性和创造性,进而在实践中拓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审美视阈,以此为特色使关东画派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二)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特征
关东画派在总体风格上体现了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的人文特征。
关东画派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是独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史诗般的鸿篇巨制再现中华民族近百年所遭受的侵略、掠夺、杀戮和奴役,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进行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抗争和牺牲,最终实现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历史性伟大胜利,这是长期以来关东画派艺术创作的一条主线。王盛烈的《八女投江》,赵华胜的《赵一曼》《转战》,孙恩同的《一曼小屋》,许勇的《辛丑义和团民祭》《廊坊大捷》等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主题性绘画创作。尤其是赵华胜创作的以东北抗联题材为核心的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系列作品,像《中华儿女》组画、《国难》《历史一页》《肝胆相照》《正义的胜利》等具有史诗品位的纪念碑式的力作,奠定了关东画派崇高、雄壮、正大、阳刚的审美取向,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关东画派的民族意识还表现在一系列描绘民族发展史和人民革命史的作品上,像《国人暴动》《牧野之战》《瓦岗军开仓分粮》《黄巢起义军进长安》《郑成功收复台湾》《戚继光平倭》《生民》等。同时,关东画派也创作出一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具有抒情和象征意味的表现民族风情的作品,像许勇的《琪琪格》《奶》,李爱国的《白毛风》《天开》,孙志卓的《夜之火》等。可见关东画派的民族意识是完整的,其美学倾向既体现出了阳刚大气的崇高美,也体现出了富有浪漫诗意的人性美。这种正大气象的美学品位,是主流艺术形态的需要,是中国画当代性的突出     表现。
关东画派有着浓郁的本土情怀。这种本土情怀表现为艺术家对“吾土吾民”的挚爱,白山黑水独特的地理风貌、四季分明的物候特征以及东北人粗犷豪放的性格特点都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创造性地丰富了民族绘画语言,使中国画语言本体和表现界域得以拓展和延伸。像王庆淮的《林海朝晖》,于志学的《塞外情》,项宪文的《摇篮》,孙恩同的《长白山颂》《三棵老白杨》,孙文勃的《长白山月》,卢志学的《山村正月》等作品就表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玉树琼花、冰澌斧刃,冰消玉融、春花烂熳,清流激湍、飞瀑直下,万泉吐玉、天池荡波,莽林平原、满目苍翠,沃土村居、稻香金波等奇美瑰丽的北国风光。关东画派的山水画气象恢宏、色彩浓烈、情致深沉、意境幽邃,与南方传统绘画表现的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烟波画舫、风片雨丝的景致截然不同,正是这种鲜明的差异显现了关东山水画的独有特色。在表现东北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个性方面,形成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造型特色,注重笔墨语言的厚重感和体量感,这是艺术家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美感追求。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艺术家们往往大胆地采取了中西融合的方式,落墨果敢爽快,不拘于前人成法,以笔墨表现力为旨归,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画的现实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
关东画派更强调艺术与时俱进。这种与时俱进表现为艺术反映时代、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家们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融入时代洪流,在艺术理念和技法上融古今、通中外,善于表现凸显时代精神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岁月中,能紧扣时代的脉搏,以主流意识引导创作,很好地把握了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品构图新颖完整、形象丰满生动、主题鲜明深刻、立意宏大正气,创造了中国美术史上多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如20世纪50年代,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主题性绘画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出现了以王盛烈、王绪阳、贲庆余、许勇等为代表的奠基人物;60年代至70年代,在表现现代工业题材创作方面有了开拓性的创造,赵华胜作为写意人物画家中的杰出代表创作了大量表现产业工人生活劳动场景的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主流中国画创新的基本走向和面貌,为中国写意人物画的时代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元素和表现语汇,他也成为开拓当代中国人物画画风的先锋式人物;70年代末至90年代,在表现地域山水景象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当代花鸟画语言创新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和意蕴。同时,关东画派也重视绘画媒材和技术的拓展以及形式感和主题内涵的契合,注重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绪,这拓宽了艺术家的视野和襟怀,创作主体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作品的时代性更为显着,关东画派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在现实主义层面上,有了符合当代审美意识的转型契机。
尤其是近年来,他们观照的生活层面也悄然发生了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在观念、主题、形式和技术方面所呈现出的创新态势,这既反映了关东画派的生命力与活力,以及其为当代主流中国画所做出的积极探索,也揭示了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艺术当随时代的真谛。
 
三、站在前沿的思考
 
艺术总是要追寻属于它的时代归宿的。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转型的时期,在世界艺术相互交流日益广泛、相互消解日益激烈的当下,在层出不穷、变动不居的艺术潮流面前,关东画派的延续和发展,同样要直面诸多困扰与诱惑,因此,执着淡定的心态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坚守现实主义,坚守主题性绘画创作,扶植新生代崛起,应该是画派发展的前提。现实地看,正是有了这种执着坚守和倾心投入,关东画派才能实现在领军人赵华胜先生的倡导和倾力践行下,团结和汇集三省五方的中国画、油画、雕塑方面的创作力量,在沈阳、北京等地多次举办大规模的美术展览。在此基础之上,关东画派如想在艺术的前沿占有一席之地,其根本还是要强化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进一步转变艺术思维方式,汲取有益的艺术滋养,以宽阔的胸怀拥抱艺术、完美人生、直面现实;注重艺术语言的本体性、主观表达的情感性、主题内涵的深邃性、艺术质量的高端性。只有站在历史的平台上去审视艺术,寻求画派的发展,才能够产生永载史册的艺术经典,才能在艺术召唤“铸中国气派,融时代精神”的当下,担当起艺术使命,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为当代主流中国画营造新的发展空间,真正成为“一种豪迈激情、一种豁达酣畅胸怀的艺术体现”。
 
                                                2013年1月20日
 
(注:此文收入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365bet体育皇冠_365最新在线体育_怎么注册bt365体育平台编《沈阳文艺评论集》沈阳出版社,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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